他娴熟地走着搭建在日俄之间的危险的钢丝，把东北这块日俄两大列强都看做是“嘴跟前的肥肉”经营得让两大列强特别是日本人垂涎欲滴。他走钢丝，不是像清政府那样无能地宣布“局外中立”，任由日俄在自己的国土上大打出手。
他走钢丝，走得比较艺术，东北在日俄不断碰撞的夹缝中发展得越来越壮大，小日本看到东北的丰饶，想尽办法地想尽快将其一口吞下，却发现张作霖以及张作霖的奉系军队，像一块卡他们嗓子里的棱角分明的骨头，让他们没办法吞下去。
日本人是想吞不敢吞也吞不下，毕竟还有国际社会的干涉，想吐又舍不得。
日本人要经常面对他的“赖账”态度，很多日本侵略者对土匪出身的张作霖毫无办法，张作霖用他的“赖账”手段，保全了很多国家和东北的权益，正因为他不是日本人的傀儡，不听日本人的话，所以日本人才会用恐怖主义手段来对付他，对他实行肉体消灭政策。
东方会议为谋杀张作霖定调
因为张作霖阴柔地维护着东北和国家的权益，很多直肠子的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军人急欲除之而后快。
可是他们却受到很多国内的阻力。
张作霖与日本政界、军界的关系盘根错节，他从来不是一个小气鬼，对日本政客、军人，特别是军事顾问，经常是大把大把地给钱。
俗话说，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短，所以在日本国内有一股比较强大的为张作霖说话的势力。
日本的军界、政界一直在对待张作霖的态度上进行着持久的争论，双方侵略中国、吞并东北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以张作霖作傀儡代日本统治东北。
除张派以日本关东军、关东厅的官员们和部分驻华使节为主要代表，这帮家伙与张作霖打交道多，打的多是逼迫张作霖让渡或者出卖中国权益的交道，他们深知张作霖的风格和手段，他们认为要拿下中国东北非去张不可。
保张派以张作霖的军事顾问、部分驻华使节以及部分日本政客为代表，他们认为张作霖是日本人一手扶植起来的，他已经经营起一个庞大的军事集团。
想用强硬手段对付他，会把他推向中国的南方派，促成中国的统一，只要削弱张作霖的军事实力，让其受制于日本，张作霖会成为日本很好的代理人。在除张派眼中，像町野武马、松井七夫这样的保张派日本军人就是日本的败类。
日本的除张派和保张派一直在明刀暗枪地较量。这种较量在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召集的“东方会议”上画上了句号。
“东方会议”召开的背景，就是南方北伐军将刺刀顶到了张作霖的脖子上、张作霖准备率兵出关的前夕。日本的田中义一首相1927年6月27日到7月7日在东京日本外相官邸，召开“东方会议”。
会议由执政党政友会议员森恪联系筹备。日本陆军、海军、外务省及内阁的主要高级官员与会，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高尾、驻上海总领事关田、日本驻朝鲜政务总监山县伊三郎和参谋长寺内寿一等四十余人参加。
东方会议开了十一天，会议结束时田中义一以“训示”的形式提出了《基于对华根本方针的当前政策纲领》。
《对华政策纲领》由简短前言和八条意见组成。田中在前言中明确提出：“鉴于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对中国本土及满蒙，自应区别对待。”
田中义一在会后给天皇上了一道奏折，这道奏折史学界称为“田中奏折”，它为日本今后侵略中国东北，侵略整个中国，乃至侵略整个世界画出了一张明确的路线图。
奏折强调的，就是“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亦是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张作霖治下的东三省就是他们侵略世界的第一块跳板。
《对华政策纲领》强硬宣称：
“最近，无可争辩的是，往往有不逞之徒乘政局不稳而跳梁，扰乱治安，有发生不幸的国际事件之虞。
帝国政府虽然希望中国政府取缔并依靠国民的自觉，对这些不逞之徒进行镇压并维持秩序。但在中国有侵犯帝国权益及日侨生命财产之虞时，必要时，将断然作出自卫措施，以维护之。
特别是在日、华关系上，对于以捏造和虚构的谣言为基础，妄图掀起排日、排斥日货的不法运动的人，自应排除其疑虑，为了维护权利，更必须进而采取适当的措施。”
他们对于中国东北和张作霖的态度也明确了：
“对于满蒙，特别东三省地方，因与我国防和国民生存具有重大利害关系，我国不仅必须予以特殊考虑，且对该地区和平之维持与经济之发展，使之成为国内外人士安居之所，作为接壤之邻邦，尤须具有责任感……
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紊乱，有侵害我在该地特殊地位、权益之虞时，不论其来自何方，均应加以防护，并须做好准备，为保护内外人士安居、发展，及时采取适当措施。”
日本人的意思非常明白，只要他们认为，他们“关注”的东北“治安”要“变坏”，他们就会采取武力措施。
我给解释得再明白一些，无论是张作霖的军队，还是北伐军，只要对东北的“治安”造成危害，他们都会出兵制止。
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是这么打的，先逼迫张作霖签订出卖满蒙利权的协议，如果张作霖不答应，就出兵占领锦州，解除败退回东北的奉军的武装，让张作霖成为一个听话的傀儡。
用河本大作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的话来说就是：
“张作霖之所以施行虐政，其原因在于拥有不必要的庞大军队，因而横征暴敛，并屡屡在关内发动内战。
今后张作霖一旦在南方派的逼迫下向关外败退，即以关东军为主力，并由朝鲜派出部分日军支援，坚决解除奉天军之武装，削除其爪牙，使之成为‘善良的统治者’。”
如果张作霖不肯乖乖就范，就采用激烈手段。
皇姑屯事件的主谋河本大作在东方会议上叫嚣：
“杀掉张作霖岂不是一切问题迎刃而解！……迫张下野，谁能保证其继承人之改弦易辙，若较张更难控制又如何？
杀掉张作霖，其子张学良必不善罢甘休，其部下亦必骚动，我军可借维护治安名义，解除奉军武装，一举占领满洲，进而另觅属意人选，在我军保护下，组织政府，满洲权益问题岂非一劳永逸。”
河本大作是除张派的急先锋，他认为，
“张作霖曾受日本培养，但却忘恩负义，接近英、美，从事排日运动，真是岂有此理。日本满蒙政策的最大眼中钉就是张作霖”，
他在《我杀死了张作霖》中如此写道。他认为，解决张作霖是日本解决“满蒙悬案”的必然选择，
“只要打倒张作霖一个人，所谓奉天派的诸将，必将树倒猢狲散。时至今日，相信只要依靠一个张作霖，使之主宰满洲，就可以确保治安的想法是错误的……干掉头子，除此之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路。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
在东方会议上，河本大作的言论得到了军人出身的田中义一以及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的支持。河本大作就是按照这种思路去策划谋杀事件的。这个狂妄的家伙，希望一次性解决“满蒙问题”。
时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领事的森岛守人在战后所著的《阴谋•暗杀•军刀——一个外交官的回忆》中披露：“本来，策划爆炸者的企图，并不只是为了杀害张作霖一个人。主要目的是想乘列车爆炸和张的死亡而引起社会紊乱之机立即出兵。进而挑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然后使用武力彻底解决满洲问题。”
谋杀他国元首的策划，虽然没有落到东方会议的纸面上，可是与会诸人都已经心照不宣。张作霖的死活，就看他对待日本接下来的侵略行动的态度了。
日本人杀害张作霖的直接原因
东方会议定了调子，日本人就开始实施他们的方针了。他们决定实施“积极的满蒙政策”。“积极的满蒙政策”的重中之重，当然是铁路的修筑权了。
日本人的执行力是很强的，东方会议刚结束，他们就开始用软和硬的两手对付张作霖了。
一方面，他们采取外交途径，由驻奉总领事吉田茂、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组成对张谈判阵容，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逼迫张作霖委托满铁建造敦图（敦化至图们江）、长大（长春至大赉）、吉五（吉林至五常）、洮索（洮南至索伦）和延海（延吉至海林）等五条铁路。
另外一方面，关东军向奉天增加兵力，只要天皇敕令一下达，他们就立即沿着南满铁路向西推进，占领锦州，关住奉军向东北败退的大门，在锦州解除奉军的武装。
在这里简单地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天皇的敕令呢？
因为关东军名义上是日本南满铁路沿线的所谓“关东州”的守备兵力，如果要超越南满铁路附属地范围用兵，必须要日本天皇的御批。这个手续是由首相向天皇提出请求的。
张作霖虽然处境艰难，但是他和日本使者一接触，就敏感地意识到日本想把东北一口吞下的野心。这五条铁路用他的话来说，
“这不是准备和苏联开战的铁路吗”，他向日本使者表示，“自己的怀里好像抱着炸弹”，不能答应。
他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五条铁路宛如五把钢刀插向中东铁路，插向北满，其意义已经超出了铁路本身。这五条铁路是日本的“战略铁路”，向北运兵可与苏联开战，向南运输战略物资可源源不断，向东可与朝鲜铁路相接，日军可在一日之内到达东北，一旦修成，整个东北将成为战场。
张作霖越想越觉得后背发凉，只好重拾“假痴不癫”之计，装糊涂，先是推脱这些事情他不熟悉，请与奉军总参议杨宇霆谈；再者就说，这属于地方问题，应该跟地方谈；接着又说军情紧急，外交问题应当推迟。总之，以拖代拒。
日本方面为了威逼张作霖，接二连三地使出毒辣手段。
1928年4月，北伐军向张作霖的安国军发动攻击，为阻挡北伐军进军华北，日本悍然出兵济南，屠杀我军民五千余人，残忍杀害国民政府外交交涉员蔡公时。18日，日本对中国南北军队发出“觉书”警告南北双方：“……战乱如果进展到京津一带，其祸乱将波及满洲的时候，为维持满洲治安，帝国政府或将不得不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
他的部下、山东军阀、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出于保住自己地盘的考虑，有迎合日本的意向，张作霖知悉后，立即发出急电，把张宗昌招来当面严厉斥责：“胜败事小，引狼入室，关系太大，我们可以不干，但绝不能借重日军留下万世骂名。”
日本人进行赤裸裸的战争恫吓，企图趁中国内战之机占领满蒙的野心昭然若揭。从客观形势上而言，“觉书”的发表对于张作霖有利，毕竟日本的这一声明，有阻止北伐军进攻华北、尤其是东北的门户京津地区的用意。
可是张作霖并不领情，他发出强硬照会：“深盼日本政府鉴于济南不祥事件之发生，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之措置……”
在日本人对他又打又拉的时候，他明确表示，他不会出卖满蒙权益，因为他决不能做“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
5月21日，日本公使馆武官立作川警告张作霖，如果奉军败退出关，日军将解除其武装，扬言任何军队不得进入东三省。
5月22日，日本关东军将司令部移驻奉天，日本第十三、十四师团一部开抵南满线一带。
针对日本人在“觉书”中提到的，“任何军队影响满洲，日军将采取‘应急行动’”的狂言，张作霖指示外交部于25日发表书面声明，公开反对日本的警告，声明申说：“于战乱及于京、津地区，影响波及满洲地区时，日本将采取机宜措施一节，中国政府断难承认。东三省及京、津地方，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
日本人不断地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向张作霖施加压力。可是张作霖不买账。
在张作霖发出“息争”通电，向北伐军发出“求和”信号的当天，芳泽谦吉再次要求会见张作霖，想逼迫他签订转让东北路权的条约。
张作霖不想见他，让外事人员在客厅中接待芳泽谦吉，自己却在隔壁房间高叫：
“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做法！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
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芳泽谦吉只好走了。
交涉受阻，山本条太郎派出与张作霖素有深交的江藤丰二见张作霖。张作霖表示，事关重大，断难接受。
江藤丰二恫吓说：“如果你不合作，日本军队将要帮助蒋介石。”张作霖踌躇再三，在江藤准备好的文件上画了四个圈。江藤丰二再次怂恿，张作霖又圈了一条。
据江藤丰二向山本条太郎汇报时说，张作霖在文件上画圈之时，似乎浑身都在哆嗦，一再嘱咐江藤丰二，这只是预备性商谈，千万不要对外界透露。为将预备性商谈向正式商谈迈进，山本条太郎亲自出马。
在山本条太郎的百般威逼下，张作霖不情愿地在《满蒙新五路协约》上签了字。
签字之日，五十三岁的张作霖“蹒跚踉跄”，“一夜之间，憔悴万分”。
张作霖在协议签字前，已找人对文本进行了研究，他知道协议第十条明确规定：“本协议签字后，尚须派两国代表正式签字，方能生效。”
因此，张作霖虽在协议上签了字，但协议仍然属于没有履行完法律程序的无效文件。此后，张作霖以各种理由拒绝办理正式手续。
1928年6月3日下午4时半，张作霖离京前夕，芳泽谦吉按约定到中南海取正式密约。张作霖让办事人员将文件转交芳泽谦吉。芳泽谦吉回到使馆，打开文件一看，大呼上当。
原来，文件上只有一个“阅”字，既无签名，也无“同意”字样。
当芳泽谦吉打电话询问究竟时，张作霖已离开中南海。
张作霖被炸现场
日本人杀害张作霖的主要原因
何应会先生在《试论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中分析日本人刺杀张作霖的三点原因，这也是张作霖与日本人的三点突出的矛盾。
第一，拒绝签订解决“满蒙悬案”的条约。张作霖在郭松龄反奉时，曾在日本人的逼迫之下，表示同意签订条约，可是他解决了郭松龄的问题后，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拒绝履行前约。
他虽然用自己的大笔金钱去贿赂日本要员，可是日本方面并不满意，觉得他出尔反尔，毫无信义，招致日本人的愤恨。
第二，张作霖在经济上反制日本。张作霖不顾日本反对，大力修建铁路，向日本货物征收关税，导致满铁收入受到影响，日本商人的利润缩水。有这么一组数据，1920年以后，在全国贸易普遍处于入超严重的情况下，唯有东北的对外贸易“连续七年，每年平均超出三千五百万元”。
1925年后因“奉天之日本商人的买卖减少了三成到四成，有的商品甚至减到五成，叫苦连天”。
第三，张作霖对东北各地出现的收回主权、反日排日运动采取了“明打暗保”的态度，致使反日运动迭起，日本觉得日本人在东北受到的“迫害”比中国的其他地方还要“厉害”，东北的反日“气焰”，“十分嚣张”。
日本人把这一切账都算在了张作霖的头上，认为是他有意为之，他纵容东北的反日运动。张作霖在这个问题上对待日本人“两面三刀”的态度，令日本人感到非常棘手。
最根本的是实力壮大的张作霖有了强烈的摆脱日本控制的欲望，张大帅并不想做日本人的傀儡，不想中国和中国人的权益被日本人侵吞。
此外，他最遭日本人忌恨的有四个方面。
第一，引入欧美势力，大力开办奉天兵工厂。
张作霖让日本人最不放心、最愤怒的，就是他主动引入欧美等列强的势力，想实现“以夷制夷”的目的。
他已经做了一些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这一点让日本人感觉张作霖想过河拆桥，更让日本人产生严重的危机感，毕竟日本的科技和经济实力和欧美列强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张作霖大搞招商引资，钓到了一条大鱼——美国的铁路大王弗里曼，弗里曼雄心勃勃地想在幅员辽阔的东北开创自己的事业新高峰。
这一计划，双方已经开始交涉，不过由于张作霖遇刺最终没有实现，我在此也不展开说了。我要说的是，张作霖的这一举动，对日本人心理上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弗里曼计划是日本人决定刺杀张作霖的重大诱因之一。
张作霖摆脱对日本依赖的最重要的表现和成就即东北兵工厂的扩建和改造。张作霖是有着统一全国志向的军阀。
作为军阀，他当然最重视军事领域的扩张。原来奉系军队对日本武器装备的依赖特别严重，奉军里面日本顾问也是一抓一大把。日本人对于东北的野心，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为了从根本上扭转这种被日本人握住“命根子”的不利局面，1922年，张作霖斥资几十万元，扩建奉天兵工厂。
奉天兵工厂原来很小，只能生产步枪子弹和无烟火药。张作霖大规模从欧美军事强国引进设备和工程技术人员。奉天兵工厂的设备和材料绝大多数购于美国、德国和丹麦，只有部分购于日本。
被张作霖请到奉天兵工厂当“大师傅”的欧美军事技师最多时达到1516名，大多来自俄、德、英、美等国。张作霖把这些客卿请来，不惜血本，为了请英国著名的迫击炮和雷管专家沙敦，他当时开出了1.5万英镑的天价。
奉天兵工厂再也不是“黑头发，小鼻子”的天下，到处可见恪尽职守的“黄头发，大鼻子”。
一时间，奉天兵工厂人才济济，设备先进的机器日夜轰鸣。张作霖凭借东北的富源，在武器装备上得以自立。
奉天兵工厂规模宏大，设备完善，不仅是中国第一，而且日本人也为之侧目，日本人称之为“东方第一兵工厂”。
张作霖是一个武器装备的技术论者，他从来都很重视武器装备的更新。奉军兵力雄厚，加上他不时还要接济一些依附于奉军的军阀，奉天兵工厂生产的东西还不能完全满足他的需要。
由于奉天兵工厂生产能力有限，诸如飞机、坦克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还是生产不了的。既然终归生产不了，怎么办？买，到国际市场上买好的，比日本人更好的。
张作霖在军事领域摆脱对日本武器依赖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武器采购走国际化的路线。他重金请来了欧美军事强国的很多武器专家，这些人原本就是这些国家的大兵工厂的技术骨干，请他们出面，向老东家开口，从老东家那边买大笔的军火，哪个老东家不笑得合不拢嘴？
有钱不愁买不到好东西，何况还有卖家的熟人帮忙。张作霖轻而易举地将军火贸易对象扩张到了意大利、法国、德国、捷克、挪威、丹麦、美国、瑞士、荷兰等十几个西方国家，从这些欧美军事强国那里，枪支、弹药、坦克、飞机、大炮、军用电话机和军装等各种军械、军需用品源源而来。
奉军手里的家伙再也不是清一色的东洋造。
20年代后，张作霖极力从西方国家获取军火的这种“多元”军火贸易，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奉张对日本的军事依赖程度。张作霖的军事雄心特别大，他不仅大肆采购陆战兵器，还有大规模的军舰和飞机采购计划。
在这里，说点读者朋友一般不知道的。中国读者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日本人，至少在东北这是不成立的，奉军手中武器的精良程度是超越日本人的。
日本关东军的实力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一直是很弱的，只有一两万人。如果不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进攻东北军北大营的那两百多名日本兵，轻而易举就能被东北军的将士干掉，不单如此，东北军想把整个关东军“包饺子”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日本陆军占领东北在武器装备上也是好好地补充了一把，他们原先没有飞机，东北军的飞机，足够他们装备一个飞行集团了。
笔者一直为东北沦陷感到可惜，如果张学良当时真想打的话，日军立马就得偃旗息鼓，别说进关，沈阳城他们都拿不下来。如果张作霖在世，岂容几个跳梁小丑猖狂，肯定打得他们满地找牙。
少帅虽然是我敬重之人，但是丢了东北，实在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败笔。这一点，他在晚年的自省当中也有所提及，感喟自己不如老父。
第二，严厉抵制日本人取得东北土地的商租权。
张作霖在抵制日本人在东北取得商租权这件事情上，手段也非常高明。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打个比方。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日本人一直多次抗议我们中国人“抵制日货”，“抵制日货”风潮起来的时候，很多城市的中国民众会打砸烧日本的商店和货物，“抵制日货”的用意非常明显。
而张作霖的手法是，明着，我禁止“抵制日货”，各家商店，无论日本人的，还是中国人的，日本货物照样销售，他甚至可以提供保护，暗着，他却下令中国人不准买日货。然后，他就会和日本人说，“我在辖区以内禁止‘抵制日货’，日本朋友，你看，你们的商品在我管区里的商店里琳琅满目，可是你们日本人实在有点太过分了，得罪了中国老百姓，老百姓不买你们的日货，我不能拿枪逼着他们买啊”。日本人也不好说什么。
张作霖出身胡匪，这种两面派手法，他用起来是得心应手。在处理商租权的纠纷上，他对日本人说，他一定按照“二十一条”当中的条款办，可是暗地里，他却严令东北各县的县知事，也就是县长，禁止中国人把土地租给日本人和朝鲜人，违者严惩。
为了防止某些县官经不住日本人的诱惑，玩忽职守，没有严格执行他的禁令，他三令五申地多次颁发密令。1917年12月，他在给各县知事的密令中说：“自民国七年一月一日起，人民商贾等不得将土地私租与外人，不得以地契等证据为抵押，向外人私自借款。
否则，上述行为一经发现，将以盗卖国土罪及私借外债罪论处。”他的严令扎住了日本人企图以商租权谋夺日本人杂居的地方的行政管理权和领事裁判权的口子。
没有哪个基层官员敢让自己辖区内的土地所有者将土地租给或者卖给日本人或者朝鲜人。
日本人和朝鲜人想尽办法也无法突破张作霖的严令。张作霖对日本人却有一套说辞：
“我从来不反对你们日本人在东北租地做生意，但是你们日本人在中国老百姓心中印象不好，太凶了，中国老百姓不把土地租给你们。你们对他们好点，或许他们就租给你们了。我有什么办法呢？”
当时有人评论说，在商租权等问题上“日人尝胁作霖履约，作霖不应，急饬地方官民不得以房地外赁，违者处以重辟。厥后日人屡以商租房地向民间尝试，终无一人应者”。于是，日本人在“二十一条”当中得到的日本人可以在中国东北租地从事商业活动的这一条款，就成了一条纸面上的条款，日本人只能在表面上“享有”这项权益。
第三，坚持修建东北自己的铁路干线。
张作霖抵制日本控制，谋求东北自立，最突出的、最遭日本人忌恨的措施是建立东北自主的铁路网。
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是一把悬在张作霖和东北三省老百姓头上的一把尖刀。由于日本人禁止中国人修建南满铁路的平行线，南满铁路成为奉军向关内运兵和输送物资的唯一的主动脉。
受日本军方保护的南满铁路当局非常霸道——奉军要使用该铁路时，当场要交付运费，还要经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和关东军司令部批准才可以；奉军乘车时必须解除一切武装，枪支弹药另行托运；关东军对乘车的奉军有监督权，奉军的军需物资须经关东军司令部批准才准予运转，日方可随时中止运输。
鉴于这种不利局面，张作霖决定突破日本阻力，营建东北自己的铁路网。他采取了“曲线救国”的办法，既然日本人依仗条约，不准修建南满铁路的平行线，那么，他就把南满铁路的平行线拆成一段一段地来修，先修一段，再修一段，最后把多段铁路连成一线，造成事实上的平行线。
张作霖不顾日本人的阻挠，于1924年成立了东三省自建铁路的领导和执行机构——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开始建筑东北铁路网。
张作霖计划修建东北两大干线：
一是葫芦岛经由通辽、齐齐哈尔至瑗珲的西部干线；一是联系京奉路，经由海龙、吉林到佳木斯的东部干线。张作霖企图通过自建铁路，把奉、吉、黑以及内蒙古联系起来，以葫芦岛做吞吐港口。
1925年以后，东北出现了一个东北三省当局和商民共同投资修建铁路的热潮。东北地方政府和商民使用本国资金和技术修建铁路，先后建成锦朝、开丰、打通、奉海、吉海、呼海、昂齐、齐克、洮索等十条铁路，营业里程共计1521.7公里，占东北地区铁路营业里程的24.45%，占全国铁路的10%。
先后建成打通铁路、锦朝铁路、奉海铁路、吉海铁路、呼海铁路等十条铁路。至1927年，东北自建的“一个与南满铁路平行的完好的西部干线系统”逐渐成形。
“自行筹款”修建东北铁路的张作霖，有效地打破了日本的长期垄断东北铁路运输的局面还不满足，他更进一步，决定在南满铁路沿线设卡征收货场税，狠狠地挖去了南满铁路的一大块利润。
等他在北洋政府当政以后，他开始征收进口附加税，南满铁路是日本货物进入中国的主要通道之一，南满铁路当局又叫苦不迭。张作霖置之不理。
日本人对于张作霖兴建南满铁路平行线的举动一直是抗议、警告不断，认为张作霖严重影响了“日本在满蒙的权益”。
张作霖政府开始征收进口附加税的时候，日本人在奉天办的中文报纸《盛京时报》对他展开大肆攻击，十分嚣张。1927年6月10日，张作霖下令禁止中国人购读《盛京时报》，狠狠打击了日本人的气焰。不过，张作霖与日本人的摩擦也越来越剧烈。
第四，创办自己的宣传喉舌，用作抵制日本侵略的宣传阵地。
张作霖要摆脱对日本人的依赖的一大表现是自办报纸，占领文化宣传的阵地。鉴于东北的舆论被日本通讯社和报社控制的现实，张作霖在1922年10月创办《东三省民报》。
该报很快就变成了鼓吹东北民族意识和反帝运动的先锋，成为张作霖的舆论喉舌，经常配合张作霖抵制日本人的侵略行动。
1924年2月，张作霖挑战日本在“关东州”和南满铁路附属地的领事裁判权，他向日本驻奉总领事明确提出，在上述地区居住的中国人如果犯罪，应该由中国的司法部门负责惩处。
日本的“关东州”和南满铁路附属地形同租界，领事裁判权是对中国司法权的严重侵害，是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标志，是帝国主义列强锁在中国人民身上最沉重的一道枷锁。
张作霖向日本人明确要求归还这项权益，是维护国家主权的明显表现。《东三省民报》发表社论，支持张作霖的这种做法：
“怎样才能制止日警的胡闯乱杀？日警像对待牛马一样对待东北人民，想要鞭打就鞭打，想要拘禁就拘禁……曾在台湾和朝鲜发生过的暴行现在又在东北发生了，因为他们也同样把东北看作台湾和朝鲜。毫无疑问，日人是世界上最残酷无情的人。”
张作霖的历史功绩及盖棺论定
笔者对于张作霖的评价是一位有着民族意识的枭雄型的军阀。市面上流行的关于张作霖的传说太多，褒贬不一。
有人说他是“日本人的走狗”，“杀害李大钊的刽子手”，“北伐军要扫除的三大军阀之一”。还有人说他“用人不疑”，“宽以待人”，“狡诈多变”。
我并不想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评判他，而是从他的政治智慧的角度来评价他，从土匪成为国家元首的张作霖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却不似“流氓皇帝”朱元璋一般翻脸无情。
张作霖心胸很宽广，不太计较金钱，善于收买人心，这是他建立起奉系这一贯穿整个北洋政府时期的庞大派系的个人魅力。张作霖并不似蒋介石那样善于排除异己。
他的奉系军队分为新旧两派，两派斗争激烈，可是都很服他，打仗时新旧两派也能够相互救援，这一点在许多派系的军阀部队中很少看到。
别的不说，单就原本出身奉系、后来在事实上已经自立门户的张宗昌和李景林，他也能容忍，而且容许他们保留可以挑战奉系本部的强大军力。张宗昌、李景林如果在蒋介石或者冯玉祥手下干，可能早就被排挤出军队了，甚至丢了性命。
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张作霖手底下有一个旅长，爱好赌博，把一个旅的军饷都给输光了。张作霖把他找来，他跟张作霖说了实话，张作霖没说太多，就让他去军需重新领军饷去了，从此这位旅长死心塌地跟着“老将”干。郭松龄反老张的时候，前期非常顺利，后来看着老张不行了，就有很多部下私通郭松龄。
郭松龄战败后，张作霖当着手下的将领们面把私通的证据一把火全给烧了，让担心受到惩处的将领们心里石头落了地。像这样的故事还能举出很多。
张作霖是奉系的灵魂人物。他的逝去带走了奉系的军魂，少年得志、杀伐果断的张学良自毁长城，以至于丢了祖宗的发祥之地。
无论一个军阀如何狡诈，对国内民众如何凶残，如何维护封建统治，如何穷兵黩武，但是只要在民族立场上站稳脚跟，就并非全无肯定的地方。
张作霖一生当中至少有这么几件事，是特别值得肯定的。
第一，反对签订“二十一条”。
袁世凯急于称帝，病急乱投医，受到日本人诱惑签订了“二十一条”。
消息传出后，举国愤怒，由于东北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首当其冲之地，东三省反日情绪高昂。
北洋政府向东三省当局征询对于中日交涉的意见，东三省巡按使张锡銮主持军官会议，通过了反对激烈排日并电复中央希望中日交涉圆满解决的决议。
时任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的“张作霖独排众议，表示强烈反对并拒绝军官会议的决议，也不参加主和派的行列”。他当即致电北洋政府：“中日交涉丝毫不可让步，如交涉破裂，愿率全师进行决战，驱逐日寇，否则一死殉国。”
“二十一条”如果全面实施，中国必亡，在此危机存亡关头，张作霖没有顺从上意以顺利保住官位，而是站出来大声疾呼。
他的这种行为绝不是政治作秀，日后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日本人想得到东北的实际权益，张作霖总是想方设法地破坏阻挠。
他充分运用了日本人心中对他的“土匪”的印象，该抵赖的时候就抵赖，随时做好翻脸的准备，不怕日本人不爽。张作霖绝不是日本人的一条狗，他是利用日本人的高手。
第二，资助中国代表团前往巴黎和会。
北洋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虽然没有出什么军队，但是华工也是在欧洲战场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后来，协约国打赢了，要在巴黎召开善后会议，也就是巴黎和会。
由于美国总统威尔逊不断鼓吹公理战胜强权，中国人寄希望于这次会议收回被列强窃夺的国家权益。北洋政府组建了代表团，可惜却拿不出代表团的旅费。张作霖慨然拿出十万元资助代表团成行。
经过中国代表团、国内民众以及在欧洲留学生的努力，中国在巴黎和会虽然没有达成目的，但是也争取了部分利益，树立了一个不可轻辱的国际形象。张作霖的资助是有大功的。
这一点在张学良晚年的记述中也有反映。张学良在《巴黎和会助款成行》一节中说，“第一次欧战停战，开和会于巴黎，中国以参战国身份，派陆徵祥、顾维钧等为代表。
但因彼时北京政府经济乏困，无款可拨，代表团不能成行。陆徵祥求助于奉天，我父亲慨然补给十万元，以壮行色，并派王少溥为其随员。
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因山东问题拒绝签字，在国际上博得声誉，使胶东半岛及胶济铁路，日后得以收回”。
第三，抵制日本的“觉书”。
日本人为了阻止北伐军进军平津和华北，在济南制造惨案。随后对中国作战双方发出“觉书”，声称，如果北伐军或者张作霖安国军的作战行动危及日本关注的满洲及平津地区，日本方面将采取“应急措施”，说白了就是武装干涉。
从形势上看，日本发出“觉书”，对张作霖虽然是一种警告，可也是有利于张作霖的。如果北伐军慑于日本的战争叫嚣不敢继续北伐，那么张作霖的安国军政府就能苟延残喘。
可是张作霖偏不，他立即对日本人的“觉书”进行了严厉地驳斥：“日本将采取应急措施一节，中国政府断然难以承认。满洲及京津地区既为中国之领土，事关主权问题，不能漠视。”
换了骨头软一点的军阀，可能就不表态，更有甚者，就要对日本感激涕零了。
日本人是想通过“觉书”对张作霖连拉带吓，让他出卖东北的铁路修筑权。张作霖不干，在被日本人激怒时，多次表示：“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种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张作霖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权益方面是有着明确而坚定的立场的。
有民族意识的枭雄型的军阀，是我对张作霖的评价。让我们再来看看历史大家们是怎样评价他的。
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对张作霖的评价相当中肯：
“作霖之遭日人嫉恨也，由于对日交涉无所屈挠。民国四年，日本向我提二十一条，政府已允其请矣，中如延长旅大租期，及南满铁路交还年限为九十九年。疆吏固无术挽救。
又如许日人杂居及商租土地，则为东三省存亡所系，日人尝胁作霖履约，作霖不应，急饬地方官民不得以房地外赁，违者处以重辟。厥后日人屡以商租房地向民间尝试，终无一人应者。由是二十一条等于废纸矣。”
“日人欲伸其巨掌于东省者久矣，光绪甲辰两役所获已多，犹未餍足。遇中原有事，辄向作霖有所要索，嗫嚅若不出口。作霖谈笑而麾之，或折以片言，尝有以关其口而夺其气。
故当其世，东省中日交涉迄不得决，号为悬案。日人劫于积威，惮不敢发。然所以蓄怒于作霖者亦至深。故作霖亦终不免饮日人一弹。持此一节，固已皎然不污，可告无罪于天下后世。”
著名政论家沈云龙对张作霖也比较客观公正。他说：
自日俄战争后东北即处于“两大强邻之间，外交因应，支拄不易。嗣日俄复又协以谋我，先后缔结三次协定及密约，划分南北满界线及内蒙古势力范围，彼此咸视东北为禁脔，不许他人染指。
张作霖坐镇边疆十余年，于北京政府鞭长莫及之际，周旋应付，不卑不亢，终其治奉之日，未闻其向日俄缔结任何丧权辱国之密约，此可见其交邻有道之一斑”。
著名历史学家吴相湘则认为，
张作霖作为北洋政府的末代元首却遭日本暗杀，“可证其对外强硬，不肯丧失主权，致见恶于彼族，此乃真正爱国之表现，盖棺可以论定矣”。
而著名历史学家张式纶则是持“大褒”的态度，他将张作霖放在了近现代史上极高的地位，他认为：
“雨亭先生亦为始终抗日，以抗日言，则以东北一隅之地，对抗日本侵华政策，而首当其冲。拒绝日本制造满蒙分离运动，而不遗余力”，“生保国为民，不顾身家，卒为强敌日寇所乘，以身殉国。”
他更认为张作霖“生为东北之重镇，国家之长城。死则以身殉国，重如泰山。中国近代史无论如何编纂，雨亭先生必然永居重要地位，成为民族英雄、历史伟人”。
最后，我用任红女士对张作霖的评价作为本文的结尾。
笔者认为，她的论述最为全面和公正。她在《皇姑屯炸车案内幕》中写道：
“张作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传奇式人物。从一介武夫，到国家元首，可谓平步青云。
纵观张作霖早期发迹，既有其“长于权谋数术”，也得益于日本的支持。但张作霖羽翼渐丰后，则不完全听从日本摆布，逐步由以往的依靠日本变为独立自主，比如：铺设与南满铁路平行的打通、奉海线，企图抢南满铁路的生意；拒绝日本在帽儿山、临江等地设领；阻挠《盛京时报》的发行等等，特别是新五路协约的谈判，张作霖表现得更加狡诈，不守信用。
在对日关系上，由张作霖出身所决定的，他奉行的一贯是土匪式“赖皮”外交政策。他的这种外交策略，对阻止日本贪得无厌的侵略行径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却种下了皇姑屯炸车案的祸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